张友明教授是德国籍科学家，去年10月份，他来到青岛蓝谷，担任山东大学德国学院院长。这是一个山大与德国多所科研机构和大学合作的国际平台，目前入驻的教授有19名，博士后10名，同时引进了12位外籍专家高端人才，包括诺贝尔奖获得者1名，德国科学院院士2名。他们正依托“微生物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利用海洋微生物资源开发微生物药物并进行癌症的靶向治疗。

在青岛蓝谷，像张友明科研团队这样来自世界各国的尖端科研团队还有很多。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强化基础研究，实现前瞻性基础研究、引领性原创成果重大突破。”位于青岛市即墨区的青岛蓝谷，正在奔着这个目标奋力前行，力争成为全球海洋创新的高地。

“青岛蓝谷在设立之初，定位就是服务国家海洋强国战略，致力于打造‘国际海洋创新高地’。”青岛蓝谷管理局党委书记、即墨区委书记张军告诉记者，2011年，青岛作出全力打造“中国蓝谷”、建设蓝色经济领军城市的战略部署。2012年，蓝谷发展规划获得国家5部委联合批复，成为我国唯一一个以海洋为主要特色的高科技研发及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区域。

经过5年多的不懈努力，青岛蓝谷已初步形成一个海洋科技及产业的生态圈。核心圈层由青岛海洋科学与技术国家实验室、国家深海基地等20个国家级海洋科研平台构成；下一圈层是山东大学、天津大学、四川大学等20余所高等院校设立的海洋科研方面的校区、研究院或创新园；外围圈层则是已经落户的250余家各类科技型企业，以及不断积聚的众多高端海洋创新创业项目。这个生态圈已呈现出可在全球海洋科技领域比拟的高度、广度和深度。

高度，体现在科研成果的尖端性上。在青岛蓝谷，既有基础性科学成果，也有应用型科研成果，许多成果具备了全球领先水平。“蛟龙号”载人潜水器可下潜7000米，是当前世界上下潜深度最大的作业型深海运载器；“海燕”水下滑翔机打破国外技术封锁和垄断；以深海Argo、水下无人航行器为代表的一批高端装备问世，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众多高端海洋科研项目均取得突破。

广度，体现在科研团队的全球化上。仅海洋国家实验室就已引进包括3位澳大利亚院士、1位美国科学院院士等在内的一批国际领军科学家。截至目前，青岛蓝谷累计全职或柔性引进各类人才达到4200余人，其中两院院士66人、国家千人计划专家39人，泰山学者30人，具有博士及以上学历人才占总人才的三分之一。

深度，体现在产业化的深度融合上。因采集难、培养难、筛选难，严重制约了海洋药物研发。青岛蓝谷通过建立科学考察船共享平台，解决了采集难的问题；通过整合5个国家20多个团队实施“中国蓝色药库开发计划”，采用超算虚拟+高通量技术，彻底颠覆了传统研发手段筛选难的问题，使筛选效率提高了上千倍，仅用两年时间，就发现了数百个具有成药前景的海洋化合物。

20个国家级平台、20余个高校和科研院所、数千位科技精英、多条新兴产业链条……这些全新资源的聚集、交融，正在推动青岛蓝谷形成科技研发和产业裂变三种全新的模式。

共享模式。在海洋国家实验室的网站上，每年年初都会发布不同的科学考察船舶的出航时间、路线，各个单位的科学家可以根据自己的研究需求申请上船，既降低了科考成本，又大大加速了中国海洋科研的创新速度。目前，以海洋国家实验室牵头的大型科研公共平台共享机制也已经建立起来，初步形成了基础前沿研究、关键技术研发、工程化一体的海洋科技创新链的共享。

协同模式。中尺度涡的全面立体观测就是靠协同模式完成的。“大洋中直径达100公里的中尺度涡以前有多个单位都进行观测，但全面立体观测谁都做不到。”天津大学青岛研究院教授王延辉告诉记者，由海洋国家实验室牵头的协同模式，让全面立体观测成为现实。今年，海洋大学、天津大学、中船重工、中科院等高校院所第一次协同起来，完成了全面立体观测，并由此建起了面对中尺度涡的全球最大立体观测网。

聚变模式。不同学科、不同领域科学家的汇聚，碰撞出越来越多的“科学火花”，由此形成了聚变模式。“这种火花太多了。”采访王延辉时，他的例子信手拈来，“前段时间我在食堂碰到中国海洋大学的赵伟教授，他正在研究海洋4000米—10000米的深层环流，但是缺少水下潜器，而我们团队研发的水下滑翔机就具有深潜功能，虽然当下只能潜到1000米。由此，碰撞出了4000米—10000米水下滑翔机的研究课题”。

今年9月，投资总额达450亿元的26个重大项目在青岛蓝谷集中签约。越来越多的高校院所、科研单位及大项目落户青岛蓝谷，看重的正是这里平台效应下产生的全新模式。“在青岛蓝谷，一大批具有国际水平的战略科技人才、科技领军人才、青年科技人才和高水平创新团队正在形成。”张军说。